第二套人民币，陈云为何明确主张不与黄金挂钩

文/陈思

一、陈云发现第一套人民币存在问题

开国之初，陈云在上海指挥针对不法资本家打的银元之战时，在工作实践中发现，我们在1948年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已经存在通货膨胀问题。主要原因是解放军开始向国统区进军时，为了及时购买充足的战争物资，支持解放战争，同时也为了尽快挤掉国民党的货币，需要大量发行第一套人民币。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把国民党时期的900万军、政、公、教等人员包下来，为了救济1100万灾民和失业者，也不得不大量印制发行第一套人民币，不可避免地形成通货膨胀。尽管在这样的背景下，陈云在上海与不法资本家打的“粮食之仗”“棉花之仗”“银元之仗”这三场大仗都打胜了。打胜“银元之仗”这个收官之仗后，陈云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在上海打胜“银元之仗”，很关键的因素是我们也动用了行政手段调运来大批银元，稳定了市场。但今后搞建设，做经济工作还是要靠经济手段，而经济手段中，货币最重要。如果第一套人民币不坚挺，以后中国经济仍然会十分困难，资本家还会在另外一些经济领域向共产党发起挑战，民众也会失去信心。基于上述考虑，陈云考虑必须另外创制新的人民币。这套新人民币必须是稳定的，以此重新建立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货币信任。同时，这套人民币也应该与第一套人民币有历史衔接关系，创制、发行机构不变，名称不变，可以称之为第二套人民币。由此建立完整的货币和金融体系，以后新中国的货币和金融体系就在这个基础上延续下去。

二、指导第二套人民币设计

陈云在20世纪50年代初即着手创制第二套人民币工作。他首先抓设计。中国人民银行提出发行新币的计划报告后，陈云专门就新币设计问题在报告上批示道：此事应该准备充分，必须讲究纸质之统一，图案之适当，秘密符号之拟制……票面尺寸、票额大小，均须慎重研究才能决定。

陈云为了慎重对待此事，让秘书调来已经在市场上流通了一段时间的第一套人民币各种面额的钞票，对之进行仔细观察。他发现的问题主要是：第一套人民币的纸质和印刷质量都较差，很容易损坏，流通时间稍长或者经过水泡，就不能使用了；虽然纸币所标额度高，但是单位价值低，1元钱基本上买不到什么东西了，最高面额的50000元券也大幅度贬值了，这种情况不便于在大宗货物交易时使用；货币面额有12种，分别为：1元券、5元券、10元券、20元券、50元券、100元券、200元券、500元券、1000元券、5000元券、10000元券、50000元券；货币版别也较多，10元券有3种版别，20元、50元、100元券各有6种版别，200元、500元券各有5种版别，5000元、10000元、50000元券各有2种版别，第一套人民币各券种加起来，总共有62种版别。陈云看到第一套人民币这些不足之处后，确定的一个原则是：新创立的人民币应该克服第一套人民币的缺点，形成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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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确定了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原则。这个原则的核心思想是方便人民使用，同时又要美观大方。这些都要体现在票面上。具体设计原则，都是针对第一套人民币设计上的不足，有针对性地确定的。确定的设计原则形成文件上报中央。中央批示同意陈云确定的设计原则。

之后，陈云开始着手抓设计工作。首先是解决票面种类问题。当时世界上通行的货币票面种类有两种，一种是跨度大的：1、5、10、100。另一种是跨度小的：1、2、3、5、10、100。陈云与大家共同商量，最后根据当时中国群众的消费水平和流通方便，决定采取跨度小的。这样，确定第二套人民币的票面是11种：分别是1分、2分、 5分、1角、2角、5角、1元、2元、3元、5元和10元券，由于后来对1元和5元券的图案、花纹进行了调整和更换颜色，以及后来加印无号纸分币，新定了5种版别，使第二套人民币纸币的版别，由开始公布的11种增加到16种。这套人民币面额结构较为合理，首次实行纸制辅币，分、角、元的面额结构体系成为后来各套人民币结构体系的基础。在要不要有100元券问题上，陈云考虑当时中国商品流通情况和普通民众的日常使用习惯，决定第二套人民币不设百元大钞。

其次要解决的是用纸问题。鉴于第一套人民币存在纸质不好、容易损坏的问题，陈云要求第二套人民币纸质一定要好。中国当时没有很好的制币用纸，陈云决定从苏联进口制币用纸。经与苏联方面商谈，苏联方面决定为新中国第二套人民币提供印制用纸。之后，苏联很快就为新中国提供了专用钞纸。不久，在苏联帮助下，我国也研制出了质量与苏联提供的纸质相等的印钞纸。第二套人民币就是采用这两种用纸印制的，印出来的纸币，纸质优良、挺括、耐磨。

最后要解决的是第二套人民币的图案设计问题。开始，有关人员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是票面上使用毛泽东的图像，另一个是使用中国风景、汽车、飞机、表现民族团结的图案。两个方案报上去后，毛泽东明确表示，不用他的图像。这样，就决定采用第二种方案进行设计。陈云确定的设计原则是：好看、好认、好算、好用。这些都要体现在票面设计的图案上。设计人民币图案并不简单，要求设计人员不仅有很高的美术创作水平，还要能够把图案和人民币上其他标志元素有机统一起来，设计出来的票面既要美观协调，还要能够防伪。设计专家们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后来，5元券上的炼钢工人普遍让人觉得印象深刻，这来源于一位设计专家到很多钢铁厂观察工人炼钢的情形，因此设计的人物非常逼真。这张钞票设计也因此在国际上获奖，成为世界货币中的设计精品。在第二套人民币设计图案时，陈云特别“讲政治”，这体现在他指导下设计的图案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相联系之上。仅以5分绿色纸币图案为例。在这张纸币的正面，绘有一艘正在航行的轮船，这就是“海辽轮”。这是从国民党方面起义过来的轮船。这个图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瓦解敌军，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团结各界人士的思想。设计时有人犹豫不决，但陈云拍板决定就用这个图案。

1951年2月，第二套人民币全部图案设计完成后，陈云让中国人民银行将人民币的设计画稿和印刷方案直接交周恩来，请周恩来审核。周恩来对设计画稿提出了很多具体修改意见，陈云又指导设计人员按照周恩来的意见做了一些修改后才定稿。

第二套人民币最终确定：分票、角票的图案，以反映新中国开展经济建设为主题，反映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建设的新风貌；1元、2元、3元券以反映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为主题，分别采用北京天安门、延安宝塔山、井冈山龙源口图景；5元券和10元券以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和工农联盟为主题，以穿着各种民族服装的人物画像和工人农民形象为设计图案。陈云从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和各族人民使用方便角度考虑，确定第二套人民币上，除使用汉字外，还要用蒙、藏、维吾尔三种少数民族文字书写“中国人民银行”和各种面额字样。上述三种文字按照当时通行的三种少数民族文字印刷。对于币面上的汉字，陈云的意见：不要请任何中央领导人书写了，请书法好的普通同志写即可，最后选定由中国人民银行一位书法好的普通职员写了这6个字。字体为“魏碑”，最后达到了书写的行名、面额以及年号字体统一，书写规则一致的目的。钞票图案的样式，打破了第一套人民币固定的四边框形式，采用左右花纹对称的新规格；一开始的11种图案和后来增加的5种图案，花边、花纹线条鲜明、精密，画面美观、活泼，整体上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在用色上，分别使用了红、蓝、绿、墨、茶、棕、紫7种颜色，冷暖协调和谐，因此，第二套人民币在图案、花边、花纹线条、设计主题等方面都比第一套人民币更加美观。

三、提出第二套人民币印刷方案

在陈云的建议下，中央确定，新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无论主币辅币质量都要高，这就给印制新币提出了很高要求。当时，陈云在1950年7月10日呈递给中央的《关于印铸新币方案》中提出了三种方案：一是全由国内印，二是全部委托苏联代印，三是请苏联代印，中方只提供纸上丝纹和印刷技术要求，其他完全按照苏联卢布的丝平标准执行。陈云对这三种方案进行了综合，最后提出了一个意见：鉴于防伪要求很高，倾向于采取第三个方案，但不能全部都由苏联印。1952年4月，陈云派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南汉宸到莫斯科与苏联方面就代印人民币一事进行了谈判。最后确定由苏联方面代印部分第二套人民币。但陈云在请苏联方面代印第二套人民币种类上考虑得很细致，他于1952年10月27日提出了改变苏联代印钞票种类的建议：为减少假票的影响与损失……拟在新币发行时暂不发行5元以上大票，但只发1元券又嫌太小，故拟增发3元券一种以资调剂。

在印刷第二套人民币时，陈云考虑到了防伪问题。当时确定第二套人民币10元券为最高面额，因此10元券是防伪重点。在陈云指导下，印制10元券采用了凹印版。此版以我国传统手工雕刻方法制作，版纹深、墨层厚。印刷则采用当时先进的接线技术，使用的是国徽图案固定水印纸，因此，10元券具有较好的防伪功能。考虑到第二套人民币币值高，人民群众大量使用小面额币种，陈云特别强调其他券种也要加强防伪功能。最后确定：1角、2角、5角、1元券使用空心五角星满版水印纸印制；2元、3元、5元券使用实心五角星花纹混合满版水印纸印制。在当年的技术条件下，第二套人民币的防伪功能，在世界上也是比较好的。

四、处理五个重大问题

陈云解决了创制第二套人民币五个深层重大问题。

第一个，是第二套人民币是否与黄金挂钩的问题。当时世界上美元、卢布货币是与黄金挂钩的，但更多国家的货币不与黄金挂钩。我们要不要与黄金挂钩？陈云经过反复考虑，认为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多少黄金储备，第一套人民币也没有与黄金挂钩，与黄金挂钩就要确定货币含金量，对国家物资总量要求很高，而中国当时还没有那么多物资总量，因此，他明确主张第二套人民币不与黄金挂钩。1953年他在写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再次表示：第二套人民币含金量“并不需要在新币发行的同时公布”。中央完全接受了陈云的建议。在1954年12月20日中央正式决定发行第二套人民币的《中共中央关于发行新币的指示》中明确规定：暂不规定人民币的含金量。

第二个，是确定新旧人民币之间的比值问题。发行第二套人民币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消除长期通货膨胀所造成的人民币面额过大问题，因此，合理确定新旧币比值非常重要，关系到发行第二套人民币的成败。1953年11月，陈云提出新旧币的比价定位是1比10000。中央同意陈云的意见。1954年12月20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发行新币的指示》中明确规定：新币与现行人民币的比价，确定为新币1元等于现行人民币1万元。

第三个，是新旧币的兑换原则，要不要仿照1947年苏联货币改革时模式的问题。1947年苏联的货币改革实行的是按不同对象、现款和存款数量以不同的兑换比率兑换。这是一种区别对待的方式，即拥有现金和存款很多的人所兑换的新币不能与原有财富等值，实际上是以强制方式剥夺拥有货币较多者的部分财富，目的是打击私人资本。后来，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也采取了这种方式。但在实施过程中，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引起一部分拥有很多货币者的不满。陈云从中国实际情况以及经济上公平合理角度考虑，不主张仿照苏联模式。他认为新中国持有现金者，都是工人、农民、城市居民、小商贩，还有国家干部。这是中国人民的主体部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伤害人民的利益。如果采取苏联那种贬值兑换的办法，就会使广大人民群众的财富遭受损失，引起普遍不满。陈云提出的方案是：实行等价兑换、无差别兑换。这样做，一能维护广大群众利益，二能达到消除通货膨胀的主要目的。陈云的意见，得到中共中央的赞成。《中共中央关于发行新币的指示》采纳了陈云的意见。

第四个，是确定发行第二套人民币的步骤。对此，陈云作了周密考虑，他提出，发行第二套人民币，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做好宣传工作，第二步是准备好充足的新币，第三步是确定兑换组织。三个步骤的每一步，都要求各级党委加强领导，防止出现任何问题。如果出现问题，要立即上报，由中央统一研究处理。中央批准陈云的发行步骤后，全国各地立即按照这三步，有计划有组织地展开了发行第二套人民币的工作。从1955年2月21日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宣传机构，就按照中央的指示，开始宣传新币的发行，解释政策及其意义。宣传工作的重点，是明确说明各阶级一律无差别兑换。这个意思说明白后，国内各界人士都放心了。对于少数仍然心存顾虑，担心“怕露富”“怕人民政府摸自己财产底细”的人，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关还有针对性地上门做工作，打消他们的顾虑。经过广泛宣传，人民群众真正理解了发行第二套人民币的重大意义，全国上下都采取积极拥护的态度。在做宣传工作的同时，在陈云具体领导下，就开始了第二步的准备工作。从1955年3月到6月，我国第二套人民币的新币准备量是58.395亿元，保证了兑换的需要。对于第三步，陈云格外重视。在他提议下，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全国各地广泛设置新旧币兑换处；为了扩大兑换面，缩短兑换时间，还要求城市中较大的国企，以及农村的供销社、合作社都设立兑换处，承担兑换任务；考虑到要为经商者和出行人员提供兑换方便，还在全国各地设立了许多流动兑换小组。1955年上半年，全国共计设立了7.3万个兑换处（含兑换小组），保证了新旧币在短时间内完成兑换。按照陈云提出的上述三步走，第二套人民币的发行相当顺利，仅在新币发行的最初10天里就收回了旧币的80%，到1955年6月10日，全国回收第一套人民币341233亿元，占市场流通旧的98%以上，标志着新旧币兑换工作基本完成。

第五个，是及时提出发行金属分币，形成完整的主辅币制度。陈云此前就有发行人民币金属分币的设想，但考虑到群众对新币分币使用情况还不清楚，需要改造新币之后，经过实际情况再作决定。第二套人民币流通两年多后，实际情况证明，这套人民币十分坚挺，信誉度高，币值稳定，民众在交易时，使用几分钱或者1角几分钱，即可买到实用的日用消费品。这样一来，分币的使用量大为提高，而已经发行的纸质分币，相对易损，不方便。陈云及时发现并研究了这种情况，提出增发金属分币的意见，并制定了系统方案。中央同意了陈云的意见和方案。1957年11月19日，国务院还发布了《关于发行金属分币的命令》，决定从1957年12月1日起发行1分、2分、5分三种硬币，与纸质1分、2分、5分同时流通，后来，由中国人民银行逐步收回纸质1分、2分、5分币种，由金属分币代替。这是新中国最早发行的人民币硬币，它的意义在于，以此建立了带有金属分币的人民币完整的主辅币制度。

第二套人民币的顺利发行，从根本上解决了第一套人民币通货膨胀的问题，形成了新中国第一套较为完善的货币体系，为新中国经济建设提供了牢靠的货币、金融保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但为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货币金融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在国际上赢得了信誉。当时，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在与我国开展贸易时，也经常用第二套人民币进行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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