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克疾：“中国威胁论”让我意识到，没必要太妄自菲薄

从多伦多课堂到中美舆论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毛克疾亲历了中国年轻一代从“反思自卑”到“平视西方”的认知跃迁。

近日，在与美国媒体Sinification对话时，毛克疾以独特的视角解析了中国发展的底层逻辑。在他看来，“雾霾味代表美好生活”的悖论背后，是工业化进程中“先污染后治理”的必然代价。面对特朗普回归引发的全球震荡，他犀利指出，正是特朗普的极限施压，推动了中国技术自主觉醒。

在对话中，他还回应了关于五毛、民族主义等问题。在他看来，近年来中国年轻一代民族主义情绪的变化，来源于对西方的祛魅和中国国力的上升。但与此同时，也要警惕打着“反西方”旗号的阴谋论人士和反智论者。

我并不符合“五毛”的定义

你之前曾简要谈及你的出身、家庭背景以及是什么激发了你对国际关系的兴趣。你愿意分享一下这些内容吗？

毛克疾：我的家乡在中国东南部，一个叫景宁畲族自治县的县城，这是浙江全省最贫穷的县，经济总量长期是省内倒数第一。在一个富裕省份的贫穷县城生活是很奇妙的经历。和很多一出生就享受现代化生活的人相比，我的成长经历让我体会到了更剧烈的生活场景变化，也使我认识到现代生活并非理所当然的——虽然经济发展可能会付出代价，但不发展的代价只会更高。

说一个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的例子。2012、2013年时，我正好在清华大学读书，那正是北京雾霾问题最严重的时候。我完全无意为空气污染辩护，但我必须说，我当时呼吸雾霾味的空气时，并没有感觉特别反感。为什么呢？我小时候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贫困县的城乡结合部，每天闻到的是沤肥的大粪味，这一点都不田园牧歌。那时我父母偶尔会带我到省城杭州出差，而我对杭州最深刻的记忆是汽车尾气和煤烟混合的味道——也就是雾霾味。

所以，直到现在，每当闻到雾霾味，我就会想起小时候杭州琳琅满目的百货、美味的肯德基，以及繁荣的大城市。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联想，以至于使我不那么讨厌雾霾味，因为它在我心目中代表了值得向往的美好生活。

幸运或不幸的是，现在北京已经很难闻到这种味道了，如果我想闻，可能还得去卡拉奇或新德里。

展开全文

2025年1月3日，印度海岸警卫队在严重雾霾中进行阅兵排练法新社

在贫困小县城的成长经历对我影响很大，每当我遭遇社会争议性问题的时候，我就会问自己：这到底是发展导致的问题，还是不发展导致的问题？只有体会过物资匮乏、发展缓慢、被遗忘在角落的痛苦，才知道发展导致的问题，可能只有发展才能解决，如果硬要走回头路，只会延长痛苦。

这种经历深刻影响了我的世界观，让我更加关注这个世界运行的“经济基础”，而非那些外部预设的价值判断，这就是为什么我有时候显得非常实用主义。

2010 年代，你作为本科生，在多伦多大学攻读国际关系专业，并在网络辩论中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国家，甚至戏称自己为“五毛”。能否分享更多关于那段时光的故事？是什么驱使你挺身而出，发表见解？

毛克疾：其实，我并不符合“五毛”的定义，因为从来没有人因为我的观点给我五毛钱。我2009年去多伦多大学读本科，正好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没多久，北京也刚刚举办奥运会。

当时多伦多有很多质疑西方、吹捧中国的学术研讨会，我作为国际关系专业学生也常常去旁听。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新奇的经历，因为我在中国从小到大都被灌输“西方先进、中国落后”“要努力学习才能改变中国的贫弱落后”这类观念，但我到多伦多以后却发现，很多人居然在大谈“中国崛起”，而且还有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论证做支撑。当然，也有很多“中国威胁论”，但这也是侧面鼓吹中国崛起产生的强大威胁。无论如何，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中国其实也没有那么落后，我其实应该对中国的未来乐观一点，没必要太妄自菲薄。

与此同时，在多伦多大学的专业学习，包括发展经济学、全球近代史、美国国际关系史，也都使我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世界和中国。

例如，我记得经济学导论课的教授迈克尔·黑尔‌（Michael Hare）在第一节课上就告诫我们：不要被任何短期经济指标迷惑，长期看技术进步才是关键变量，因为这才是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

再如，全球近代史课的老师告诉我们，西方近代同样遭遇了各种严重的问题，很多现在西方引以为豪的事情，反而是历史斗争的结果，不能视作理所当然——美国也经历了“镀金时代”，伦敦曾被雾霾笼罩。这位老师还推荐了美国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和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给我，这是对我影响最大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作品奠定了我的认知基础，如果你熟悉他们就知道我的思想底色。

最讽刺的是，当我作为交换生回到清华大学的时候居然发现，很多同学尽管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等思想政治必修课，但他们的学习效果反而远远不如我在多伦多大学课堂学习的结果。这真是非常强烈的对比！

说到网络“论战”，其实我历来非常反对贴“美分”“公知”“五毛”等标签，我感觉只要是有道理都可以讨论，很多事情内在逻辑是非常复杂的，因此搞立场先行完全没必要。所以，现在回想起当时在网络社区的“论战”，大部分内容就来自我在课堂上学到的新知识，相当于复习课堂作业。

例如，当时很多人批评北京雾霾，主张为了缓解环境污染，要降低经济发展速度。对此，我向他们介绍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的概念——在突破临界点之前，经济越发展环境越差，但过了临界点，经济越发展，环境反而越好。因此，我主张，想解决彻底北京雾霾问题，只能靠加快发展。

理论上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随着现代经济的增长，各种环境退化指标趋于恶化，直到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环境情况会有所好转。

再如，当时很多人都说“国有企业扭曲了中国经济”，认为必须彻底变卖国企才能优化中国经济竞争力。我认为这种观点过于简单粗暴，就举了法国国企作为反驳案例，毕竟核电、高铁、航空等法国经济最有全球竞争力的产品其实都来自国企。

另外，我很多年来一直都在网络讨论中批评“一孩制”，因为我认为历史数据清晰表明工业化、城市化必然导致生育率下降，而考虑中国工业化进程，如果再加上计划生育政策则必然用力过猛，导致负面后果。

当今的“五毛”“小粉红”“愤青”，与十年或二十年前相比有何不同？你如何看待近年来中国年轻一代民族主义情绪的变化？

毛克疾：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很多年没有参加在线讨论，所以我只能从外部视角谈谈我个人的观察。在讨论之前，我必须说一句，“五毛”“小粉红”“愤青”放在一起可能不合适。

如果不加说明，“五毛”其实很大一部分是“低级红”，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瞎吹捧，并不是值得严肃对待的群体。因此，如果硬要归类，那“自干五”可能更合适加入对比，“自干五”指“自带干粮的五毛”，可能这些才是网上进行“自发辩护”的主力。

另外，“愤青”也有这样的定义问题，这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完全可能非常厌恶日本、美国，但同时更加厌恶中国。所以，这三者可能完全不是一路人，不能当作一类进行讨论。

和当年相比，现在的网络讨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网民整体对西方完成祛魅。在当年舆论场“反思情绪”是主流，凡事都习惯先对中国自我批评，大部分人都觉得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在西方。

当年有件事令我印象很深：有个人只是反对美国入侵阿富汗，就立即有人批评他“反对美国进步力量解放被恐怖分子统治的阿富汗”。由此可见，当年很多人真诚相信，西方批评中国政府、中国体制的出发点是为中国人民说话，是“进步力量”对“落后国家”的鞭策，基调是善意的。

但是，如今网上的讨论中，持这样想法的人越来越少了，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国力更强了，特别是产业经济水平完成赶超，越来越多人开始用平常心看待西方，不会再指望“洋人替自己说话”。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战、科技战的力度很大，影响到很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这使很大一部分原本寄希望于美国的人“被现实教育”，他们开始意识到美国批评你，只是单纯想打压你，完全不是真心为你好。

值得一提的是，“孟晚舟事件”可能是对普通中国人触动最大的案例，在此之后像我父母这样对国际政治毫无知觉的人也开始觉醒：美国为了打压中国，不惜捏造可笑的借口、动用卑劣的手段，毫无道义可言。

这其实代表了美国在华公共关系的巨大溃败。此后，哪怕是美国对中国提出建设性合理批评，中国人也很难从善意角度加以理解。当然，这还伴生了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副作用，它刺激出一大批打着“反西方”旗号的阴谋论人士和反智论者，他们习惯用最大的恶意揣测西方动机，而且完全不顾基本认知素养和科学精神。这类言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新冠病毒人造论、犹太人统治世界论、转基因毒害论、登月造假论等。

可笑的是，这个群体反而和西方极右翼很容易形成共鸣，他们的很多观点甚至就是直接从后者抄袭而来。这真是让人意想不到，同时也非常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