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局长出狱后加盖房屋不听劝 乡村调解难

Connor 欧意网APP 2024-11-07 7 0

原局长出狱后加盖房屋不听劝 乡村调解难

李丹调研的恩施某村庄。讲述者供图

摘要:“一年监,十年怨”,在乡村治理中,法律与人情关系之间,还有很多复杂的空间。姐弟俩因为宅基地反目成仇,狗被毒死,不同姓氏之间打架……面对此类日常而又细碎的矛盾,近年来,一个新身份“法律明白人”出现,承担法律普及与化解纠纷的职能。

司法部数据显示,全国已培养“法律明白人”420万余名。其中几位告诉我们,融入乡土关系网并不容易。要说通村民,关键在于找到对方的利益点,把问题前置,在进入法律程序前,用人情往来的方式,让村民理解其行为对应的法治后果,预防事情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局面。

文| 罗晓兰

编辑| 毛翊君

两只狗的“标准”

村里一只狗被毒死了。

狗主人做水产生意,凌晨出门干活,狗就跟着叫。邻居们睡不好,去提醒他,但说不过,也打不过,狗就遭了殃。狗主人怀疑,是旁边开工程车的那户人干的,因为见过对方拿铁锹追他的狗。

报复开始了。这户邻居家挨着公共停车场,狗主人把水产车上的氧气泵整夜开着,吵得邻居几天没怎么睡。双方互不退让,事情到了村委副书记刘磊那里。按法律,狗主人可以报警,调监控,取证。刘磊回宁波该村之前,当过辅警,对这些再熟悉不过,知道还可以解剖狗尸体,查出更多线索。

双方都四五十岁,刘磊喊他们“阿哥”。狗主人在菜场做生意,以前坐过牢,村民有些畏惧。刘磊去之前想着,对方死了狗,心情不好可以理解,反正好好说。

“你这么灵,分贝控制得刚刚好,怎么做到的?”他先跟狗主人套近乎。邻居报警后,民警检测氧气泵分贝达不到噪音标准,除了那户邻居,周围人几乎不受影响。听这阿哥“吹”自己认识派出所的谁谁谁,刘磊赶紧说,自己也跟对方熟。然后开始劝:你也没看到对方下毒,万一冤枉人家,人家可以告你。狗主人找了个条件:再让我开3天氧气泵,消消气。刘磊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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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开工程车的阿哥那头行不通——要这样我就拉石头堵停车场的路。这个阿哥也脾气冲,以前闹矛盾推掉了别人家的围墙,对方喊来兄弟打架,他打破了对方耳膜,自己断了三根肋骨。

刘磊读高中后就离开村庄,后来在外工作10年,这次才了解到,狗主人做生意得罪过不少人,以前因为狗的事,周围邻居就有意见。刘磊也怀疑邻居不清白,下毒者可能有好几家。

他提醒开工程车的阿哥,表明自己有刑侦手段,花两万块解剖狗的遗体,去找卖农药的追溯,就能清楚。严格按法律条文的话,如果行为人向私人场所他人所有的犬只投毒,在犬只价值较高的情况下,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如果在住宅小区公共区域、公园等公共场所投放对犬类具有毒害性的物质,情节严重的,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

他先和开工程车的阿哥说法律后果:你要是堵了路,派出所来人了就算我不说是你做的,但那么多监控能看到,要关你几天,还要罚钱。再用上关系攻略,“你一下把这里停车的几十户人家得罪了,你女儿马上要结婚了。”

其实,刘磊只知道这家有个女儿刚读大学。不过从长远的人情关系考虑,“以后女儿要办婚礼没人帮忙,女婿怎么想你家?何况你为什么拿铁锹追人家的狗,万一打到不就拍死了?”阿哥听了,只能再忍几天。

像刘磊这类“法律明白人”的角色,目前有不少是由村干部兼任。南方周末刊文介绍,以福建为例,在村一级的人员配置上,除村委干部外,有普法志愿者、村居法官、法律顾问和调解能手,这些人员承担了宣讲法律政策和调解纠纷的功能。热心普法、调解,且具有一定法律素养的“法律明白人”,更有利于基层矛盾纠纷的及时化解。

对于这个身份,南阳师范学院法学院讲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李丹解释,“法律明白人”首先得是明白人,熟悉乡村正义和乡村生活的基本逻辑,知晓乡村日常纠纷最相关的法律——比如《民法典》,李丹曾在湖北一个“法律明白人”的办公桌上,看到它被翻得卷边。他主动向李丹自我介绍,还展示了相关证书。

至于他们的调解技巧,李丹按先后顺序,总结出四个字:情—理—利—法。先打感情牌,再讲道理,最后搬出他关切的问题。法律是后盾,不照搬法条,转译成百姓更容易懂的语言。至于要运用乡土逻辑,还是走法律程序,李丹说,“百姓最不教条,符合我的利益、对我有利的,就会接受”。

原局长出狱后加盖房屋不听劝 乡村调解难

资料图。源自东方IC

为何狗主人、刘磊不死磕真相,下毒者也只敢暗暗报复,李丹在当地调研后分析,村庄是熟人社会,要“面向未来”。调解艺术的核心在于保持相对模糊,不能明牌,给彼此留点面子,下得来台,又把心里的疙瘩解开了,才符合“长期互动的生活预期”。

后来,狗主人的第二只狗也被毒死了。狗主人再次怀疑开工程车的邻居,在停车场吵起来,给人迎面泼了水。接到电话,刘磊再次赶来。后来,他在村里公开普法,专挑几户“嫌疑人”在场时大声讲:下毒搞不好要判个10年20年,毒死人的话你去坐牢,你的孩子将来考公、考研,政审都过不了——下一代的未来是大家最关心的。

最终狗主人不愿道歉,也没深究——刘磊说,一只死掉的土狗,还是不花钱弄来的,农村人不会花两万块去解剖。

做生意得养“汪汪”,谐音“旺”。今年,狗主人养了第三只狗,晚上放出门,被戳了一刀。两家又闹起来。前两次事件后,刘磊专门把停车场的摄像头调转方向,正对着那个工程车邻居家。

但监控显示邻居当晚没出门。刘磊坦言,万一真的是那邻居做的,也会说摄像头坏掉了——村里都要讲人情,事情压下来,别人也会记得你的好,“如果矛盾激化,都是大老粗,事情捅出去了,还会引起家族火拼。”

不幸的是,狗送去外面的宠物医院缝合伤口,店员打麻醉剂没控制好量,狗没救回来。出了村子,事情就不一样了。医院不肯赔钱,刘磊让狗主人报案,最后宠物医院赔了3000块。

经过几次“狗”事件,刘磊自认为积累了人脉。村里要评比环境卫生,工程车那家看到有人偷公共场所的花,清洁工作不到位,还会给他提供线索。“像自己的合作伙伴一样。”

狗主人那边,上面发了东西,刘磊会亲自送上门;对方也不时来找他喝茶。有次外村人和本村人发生争吵,茶杯被摔坏,找到村委,狗主人挡在前面,用的是刘磊当时的话术:到派出所报个案,你们都要被抓走。外村人被唬住,事情就这么解决了。

融入乡土关系网

作为“晚辈”,34岁的刘磊从“人民调解员”到现在的“法律明白人”,懂得要想服人,得立威。

5年前,他刚回村任职,就碰到了刺头。村里有个原局长贪腐后出狱回来,以前占地,盖起比别人高的楼,现在要将围墙加高成5米,再盖棚。隔壁的年轻村民被挡光,找到刘磊去劝阻,原局长不搭理。李丹在该村调研时,也了解到这个案例,两家人从父辈就因此积怨。

刘磊只能一边上报给镇政府,一边让村民给城管打电话举报。在他的记忆中,城管来了,下达停工通知书,但原局长继续弄——他在镇上有关系,让镇领导联系年轻村民的老丈人,从中帮忙说情。

刘磊直接去现场跟他大吵——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要是)脑子有的了,就别带着镇里的领导,领导都要给你害死。原局长也骂他没带脑子,多管闲事。要不是城管拉着,刘磊说,两人都要干起来了。他当时想,要等对方先动手,自己年纪轻,打回去也不吃亏。

那里挨着老年活动室,二三十个老人出来围观,什么都不做,就看热闹,刘磊有意要吵给他们听。事后在村里碰到老人,几个老党员也来村委了解原委,刘磊一一解释,这是新政策,盖房要找四邻签字,这些老人又帮忙宣传出去。刘磊吵这一架,是让大家看出来他是有原则的,即使对方有权势也不怕。

架似乎吵赢了,原局长来找刘磊说好话,说自己坐了20年牢,情绪容易激动。刘磊的态度也柔和下来,上来就叫“阿叔”,说我也是为了工作,吵过就算了。“阿叔”却话锋一转,还是要继续施工,墙和棚子都要保留。

“你邻居态度很强硬的,两个都要拆,我帮你去说说,给你保留个棚。”刘磊最后这么说。其实隔壁年轻人只要求拆墙,棚可以保留。这成了最终的结果。“农村弄房子你高一点我高一点,吵架很多,不把这个事吵掉,以后我都没有话语权。”

村里1000多人,刘磊记得,每月至少要处理二三十件大小纠纷。他对谁都喊阿叔、阿伯、阿哥,开展工作时也得注意话术,软硬兼施。夏天时,有个70岁阿伯嫌隔壁的空调外挂机对着直吹,热得去闹,说不通,一榔头敲掉了河边的公共洗衣板、衣架——不让邻居用。

邻居报警后,阿伯很淡定,钱没有,你们把我抓走。民警和刘磊提前商量好了演戏,民警迅速给阿伯上了警用约束带,刘磊下一秒来救场:“等一下,我再给阿伯说一下。”戏演完,阿伯赔了100块,刘磊出面换了外挂机位置。

按几个“法律明白人”的讲述,他们调解的都是民事纠纷,且常和派出所合作。开展工作时,他们都有个共同点——柔性。在学者李丹看来,上来就讲法律,容易被认为拿权威压人,感情牌才是最好打的:你是我的长辈,我是来帮忙的。彼此沾亲带故,更能好好讲。

依据2021年11月司法部、民政部等部门印发的《乡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作规范》,这个职务可通过村民自荐或者村“两委”推荐、考核来遴选,一般优先村干部、人民调解员、驻村辅警、网格员、村民小组长、“五老人员”(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

为何法律明白人常由村干部兼任,李丹介绍,他们处理日常工作和调解民间纠纷不冲突。此外,现在村干部年轻化,更需要借助法律办事。

李丹常年在各地调研,关注基层矛盾调解,总结出乡村矛盾高发有四点:土地(宅基地和承包地),邻里(出行、噪音等),民间借贷以及婚姻纠纷。他发现,传统乡土中国的乡绅已经消失,乡贤、长老等民间权威也大大弱化,但另一方面,宗族或家族的力量仍然存在。

今年暑假,他在广东潮汕地区调研,有干部告诉他:“选举期间,村里的狗都能叫得累死”,因为宗族内串联、拉票,频繁走动。同一个社区,书记职位在两个强宗大族之间轮流坐庄,为了相互制衡,副书记通常来自另一个宗族。

在广东潮州,每个纠纷都牵扯到宗族势力,当村干部首先就得来自大姓。当地一个法律明白人陈鹏富本身是副书记,他此前担任治安主任,今年53岁,在家族里有一定辈份。社区近万人,90%跟他一个姓。

原局长出狱后加盖房屋不听劝 乡村调解难

潮州某渔村。讲述者供图

法律与“合纵连横”之间

南方周末报道,二十多年前,就有地方探索培养“法律明白人”,以期改变当地的乡村社会治理格局,但主要是上大课、广播喇叭、贴标语等宣传形式。近几年,他们更注重走入普通群众的体验,达到了一定效果——在江西抚州,2015-2019年,法律咨询量同比增长54%,公共法律服务案件数同比增长 67%;2024年1-8月,福建龙岩市各级各类人民调解组织共调处矛盾纠纷28141件,调解成功28100件。

河南社旗县曹湾村的李显华当上“法律明白人”后,自学法律,每天中午守着电视看央视的《今日说法》,晚上看其他普法和百姓调解节目。学习效果体现在处理纠纷时。前不久,村里两个上小学的孩子被姥姥扔在了家里,无人看管一周——年轻爸妈南下广东打工,爷爷奶奶去世了,委托姥姥帮忙照顾,因为琐事两代人发生争吵,姥姥一走了之。

李显华先打电话给气走老人的孩子爸爸,告诉他这是“遗弃罪”,对方一听害怕了:“犯法不?”——“犯法,你们再不安排人管,我通知派出所给你立案。”对方赶紧给老人道歉,劝她回了家。

但现实中,仍有一些事情难以通过法律手段调解。李丹在河南村庄调研时,得知有个老头续弦后去世了,老伴的亲儿子不孝顺,将这个养老包袱甩给了老头的子女。后者没找现任村干部,而是求助了本村一个有威望的老人。

在葬礼之后,老人安排人给后妈的子女唱白脸:你妈在这里,子女很孝顺也没虐待,现在他们不在家照顾不了,条件也一般,你们是不是可以领回去?另一方面,老头的儿子儿媳唱红脸,哭闹没钱。最后,老人站出来主持公道,让这家人给后妈几千块的红包,说以后还能走动。把问题暴露出来,有威望者软硬兼施,“公道”才能顺势出场。

在潮汕地区,也有两个单姓氏村庄因争抢游神路线大打出手,镇政府也是请本地望族协助调停。李丹访谈得知,上世纪80-90年代,村民遇有纠纷会找家族长辈或村干部解决问题,村民打架主要靠宗族力量进行内部调停。调停无果时,双方用拳头私了,要到远离祠堂的村外、海边去打架。按当地人的说法,同姓相残有辱祖宗,所以要出村解决。

小姓氏在当地生存,要“合纵连横”,李丹介绍。“合纵”指民俗活动上几个小姓凑人气。当地两个大姓分别在正月初五、初八游神,轮到小姓氏是初十了,场面本就不行,小姓氏间更要联合。“连横”是表面上谁都不得罪,暗地里投靠大姓的某个家族。但两个大姓间要是对峙起来,小姓原则上不卷入,因为谁都得罪不起。

原局长出狱后加盖房屋不听劝 乡村调解难

潮州某海鲜批发市场。讲述者供图

不过,宗族、长老、村干部等权威普遍在减弱,李丹在调研时明显感觉到,人口老龄化,市场经济令威权减弱,全民刷短视频提高法律意识、“法律明白人”的工作等,都是其影响因素。

李丹认为,法律反倒又成为这些权威的武器,尤其是兼任法律明白人的村干部。村民闹矛盾后,村干部按《民法典》给出法律意见,村民去咨询律师后发现与村干部的说法一致,其实反向强化了他们在老百姓心目中的权威。

他在湖北恩施调研时,有村小组长为了宅基地跟亲姐产生矛盾,两家挨着住,但十几年不往来,也阻拦后代的交往。两家之间的地界不清,当年写的是从“路到猪圈边”,多年过去,猪圈早已拆除,路成了两条。村里、司法所调解都没用,最后逐级打官司到州中级法院。

但离婚纠纷一直是令人头疼的问题。在河南的曹湾村,常有老人找上门,请“法律明白人”李显华帮忙劝儿媳别离婚。离婚率越来越高了,李显华感觉到,男女出去打工后有其他想法,就要离婚。女性提离婚的比例更高,但即使是男方被戴了绿帽,也不愿离。当地彩礼二三十万,男性觉得结婚成本太高。

大多数人不用走法律程序,李显华介绍,女方为了方便二婚多数不带走孩子,男方想留下自家的后代。也不存在财产分割,孩子都生了,按习俗不会退还彩礼。

每个村子几乎都有十几个离异的——李丹在重庆调研时,看到离婚案件的数量在乡镇法庭排第二,仅次于民间借贷。李丹说,四五十岁的农村夫妇离婚率也在增高,有时基层干部还会派出离异男性去开导男方,讲明单身的种种好处。

这些不是“法律明白人”能明白的问题。几个村干部坦言,有时调解纠纷得在下班后,基层公务繁杂,时间消失在各种表格、检查里。潮州的陈鹏富说,社区近万人,只有22个工作人员,一个指令就要开会、干活,“这件事还没搞完,又有另外一件事”。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刘磊、陈鹏富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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